编导艺考生必看电影《我和我的家乡》解读

新农合、高科技物流、教育扶贫、退耕还林和发展旅游，《我的我的家乡》由五个独立的故事平行串联起来，分别由七位风格各异的导演执导。葛优、黄渤、范伟、邓超等人组成的强大演员阵容，或是“国民影帝”、“百亿先生”与“大众偶像”，他们的片中经历是对当下发生的社会事件的即时书写。

电影总策划张一白在接受采访时坦言“电影最打动自己的是‘感情’，每个故事讲述的都是对家乡的浓浓思念和热爱”。可以说在一幕接一幕的场景变换中，“家乡”因联结置身其中的个体令其概念变得切实可触，流露出的真情实感深深地烙进电影的脉络里。


01 《北京好人》

作为《家乡》的总导演，宁浩既需要协调五个故事之间的情感张力，又要保证自己操刀的开场篇能够“首战告捷”，他选择再次与葛优合作。在上一部短片《北京你好》中，张北京充满市井气息和胡同文化的油嘴滑舌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他将珍贵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门票送给汶川受灾的孩子，小人物在利益与大义之间的艰难抉择非常贴近现实生活。

这次的《北京好人》延续了导演擅长表现市井小人物和营造黑色幽默的艺术风格，采用荒诞视角表现现实主义，把镜头对准处于社会边缘及底层的草根人物，关注来京务工人员看病贵的问题。并对广大百姓最为关心的一个民生话题和依附于此的各种民间生态巧妙地加以铺排呈现，向观众展示出中国社会的一幅现实图景。

表舅患上甲状腺瘤没钱医治，好不容易攒下的买车钱也并非小数目，“情急智生”的张北京便提出让表舅冒充自己借用北京医保治病，由此连成华北平原上一个极具荒诞喜剧效果的故事。

一波三折的看病过程充溢着密集笑点和幽默桥段：张北京替紧张的表舅解围、带表舅“解放天性”却把自己给送进医院，表舅爬窗潜入和张北京“越狱”的变装追逐，更是将枯燥的空间拍出了特工式的酣畅淋漓，跟《疯狂的石头》里麦克模仿伊森·亨特的造型与盗窃方式如出一辙。

当张北京从的哥变成停车场收费员、想买车开专车的准司机，多年不见的农村表舅来到大城市当上外卖骑手，他们背后是两个数量庞大的群体难以言说的故事。比如表舅把小病忍成大病，想要靠吃蒲公英抑制病情的心态和张北京身份转变背后所潜藏的高压竞争和市场变局，代表了外来务工者和大城市底层土著在时代飞速发展下的隐痛。

自1998年城镇职工基本医保正式建立，我国医疗保险制度已经走过整整22个年头。随着新农合制度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整合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本医保参保覆盖面逐步稳定在95%以上，医疗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因此张北京得知表舅也能报销手术费用后，两人表情坚定地骑着平板车驰骋在充满希望的路上。短片与日趋完善的医保制度相联系的结局，体现出宁浩观察事物的独特视角，表达深厚的人文关怀。

 
02 《天上掉下个UFO》

《家乡》的另外四个故事讲的是城市向农村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帮扶，《天上掉下个UFO》则沿用《唐探》看似离经叛道的夸张方式诉说乡村青年尝试利用土味科技改变现状、改变未来的崇高理想，仿佛也是对崇山峻岭间“脱贫战”的一次热切展望。

导演陈思诚邀来黄渤饰演贵州版“手工耿”，一个朴实、一口黔南味儿、成天捣鼓各式工具的农民发明家。贵州地势险要，人们大都居住于坝子，坝子和坝子之间通常隔着大山， “不过一公里的直线距离”阻断了无数人的交流。“天眼”落成带动了周边好几个村寨的旅游业发展，阿福村却因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闭塞而显得无比落寞。

所以黄渤的发明几乎围绕着解决“交通问题”而生，无论是让自己跑得更快的跑步机、下坡容易上坡难的“滚蛋”、自带风扇速度却极慢的拖拉机还是被误认为UFO的飞行器，都作为有关改善家乡交通的期许游荡在陈思诚的影像里。

在电影作品中，任何一个导致主人公产生情绪的内在或外在因素都将致使观众产生与之相呼应的某种情绪，导演正是抓住这一点，利用“限定空间”作为焕发喜剧因子的手段。

比如王迅和王砚辉现身黄渤家，紧接着王宝强、刘昊然和董子健也先后来到，此时上方吊着UFO的客厅便是一个被限制的封闭空间，一根牵引绳成了保证它不被发现的唯一用具。

观众会担心UFO是否暴露，后面牵曳UFO的压力又落在一个人身上，加之《疯狂的外星人》和《唐探》系列的乱入让观众在消化情节的过程中被重复提醒，以及手机直播时的竖屏、电视拍摄、新闻和社交媒体混剪等多种媒介杂糅，多方面综合使得影片的笑感和节奏感递增叠加。

短片最后，董子健表示能帮黄渤改进“UFO”的技术，众人站在山头眺望远方，倾洒而下的阳光带有明显的祈望意义。如今苹果、华为、阿里都在贵州建立了大数据中心，今年1月11日，“天眼”顺利通过国家验收投入正规运行，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也于4月28日宣布“天眼”正式开启地外文明搜索，电影就这样跟现况与未知的未来产生了微妙联系。



03 《最后一课》

《最后一课》以乡村教育为背景，承载着厚重的传统观念和教育情结，徐峥将事关无数家庭、涉及国计民生的社会热点问题搬上银幕。

当老范的身体记忆遭遇重创，以往乡村教育资源的匮乏便定格于他的残存印象，为片中人物的行动营造出内、外两个典型环境。即身为把自己十年光阴献给乡村教育事业的人民教师依然牵挂当年的孩子们，以及还原1992年课堂的外部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短片对外部环境的提炼延续了导演在短片《夺冠》中擅于通过怀旧形式进行抒情表达的做法：老式茶杯、漏水的屋顶、残缺破败的桌椅板凳、“农教合一”的课堂环境、没钱上学的学生，从整体环境到细节展示，呈现强烈纪实感的同时又具备一定的典型性。

短片通过老范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学生们的“成才”树立起一个“全凭老干为扶持”的教育工作者形象。尽管老范糊里糊涂、语无伦次，可他仍记得班长脸上的酒窝、姜前方糟糕的数学成绩、讨厌吃萝卜干的姜东方和需要补鞋的姜小虹。

事过境迁，当年的孩子们已经摇身一变成了村长、书记、个体户，贫穷落后的望溪村早已大变样，过去与现在的鲜明对照表明乡村教师对教育扶贫的细密建构。当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打断老范的思绪，他一边强装镇定，惴惴不安地走过陌生的街道。

另一边是1992年的自己捧着颜料盒在大雨里穿行奔跑，结果在泥泞中摔倒，五彩缤纷的颜料随着流水潺潺扩散到村庄的每一个角落。那个画在纸上的未竟梦想，最终在华灯初上、流光溢彩的夜景里，在师生的深情拥抱中成真。

从“支姐姐”到“支妈妈”，默默耕耘36年只为让一个个孩子走出大山的支月英、教书育人59载，一家四代28人教过20人的朱天珍、创办全免费女高，12年间让1800多名大山里的贫困女孩考入大学的张桂梅……

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乡村教师290多万人，这些人都是现实中的“老范”。坚守是一种态度，个人的历史轨迹比影像叙述更加关键，正是她们与学生生命的交汇才让千千万万的孩子有了出去见识广阔世界的机会。



04《回乡之路》

一个黄沙漫天的世界会有怎样的未来，变得郁郁葱葱的黄土高坡与硕大诱人的苹果是邓超和俞白眉在《回乡之路》中给出的答案。

主人公乔树林在故乡找到一个支点，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面对沙暴的席卷是被动的，切实的改头换面因而成为一次集体欢愉，遮云蔽日的黄沙终将走向隐没。片中也有扎根乡土、将一生奉献给家乡的人民教师“高妈妈”，故事恰是从“高妈妈”培养出的乔树林和闫飞燕回乡参加校庆的旅程开始。

影片设置了一个外表看似油腻浮夸，骨子里却稳扎稳打的治沙人形象。

手握经济舱机票的乔树林在开头扎进头等舱一口一个大师姐地和闫飞燕打得火热，被空姐撵回经济舱还不忘对杰西卡狡辩“花钱降了个舱”；即使被戳穿回乡住在窑洞里，也能敏捷地利用思乡之愁去掩饰落魄。

与这样一个“投机取巧”的商人形象产生对比的是闪回镜头中，乔树林用自己的积蓄和乡亲们种苹果树治沙，果树质量不好，他用强硬且担当的语气安慰哭泣的乡亲们，这一反转赋予人物独特的性格特点。

乔树林和闫飞燕的小学时期，课室里的桌椅板凳、文具和黑板槽总会布满一层厚厚的黄土，闫飞燕回忆往事时提及“家乡的味道是沙子味的”。当汽车行驶在黄土高坡上，映入眼帘的是被绿色所覆盖的四百万亩毛乌素沙漠和随处可见的发电大风车，助理杰西卡疑惑地问道：“不是说黄土高坡吗？黄土呢？”，这片土地的变化之大打破了人们的刻板印象，既串联起后续情节的发展，又巧妙地将治沙英雄们融入到时代的历史建构中。

34年里筹资860多万元植树2800万棵，使得当年的“不毛之地”变成“人造绿洲”的牛玉琴、2003年承包赵石畔林场300亩低产林改造工程，十多年投入200多万元将其改造成花果园，成功申请到全国第一个沙地苹果商标的张炳贵……

那种坚定而执着的信念总会在荒凉与贫瘠之上盛开，当这些真实的抗沙英雄出现在银幕上，影像与现实便形成了强有力的呼应。


05《神笔马亮》

 2020年是力争实现全面脱贫的重要年份，《神笔马亮》的导演闫非和彭大魔把最新社会时事融入到喜剧情境，从中探讨个人与时代之间的话题更能引起观众内心的共鸣。这也是开心麻花自《夏洛特烦恼》后再次邀请到沈腾与马丽联袂主演，在两人的默契配合下，整部短片的气氛在有限时间内被推向高潮。

跟开心麻花以往的题材选择一样，《神笔马亮》是一出贴近现实的小人物故事。沈腾饰演的画家马亮希望前往农村从事扶贫援助工作，利用自身的绘画特长帮助自己从小生长的乡村实现转型。剽悍的妻子秋霞认为丈夫的志愿跟“下放”没什么区别，她一心希望马亮前往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进修，用艺术成就赢得他人的尊敬。

麻花剧最大的特点就是包袱多、笑点多，从马亮的玩偶服、俄语对白到乡村的空间场景、特产香肠，每一处画面细节除了发挥戏剧功能，也被作为潜在的笑点开发。比如为了圆上马亮出国留学的“谎言”，全村人屡次以统一的动作停滞装作信号不佳，配合马亮完成一场又一场充满异域风情、令人捧腹大笑的实地演出。

开心麻花从早期的贺岁舞台剧创作开始，就以辣手真情盘点社会时事著称，对现实的观照同样彰显于此次的短片创作。马亮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来到小村庄扶贫，带领乡亲们开发了稻田画，通过马亮在家人与扶贫工作间斟酌得失做出取舍的核心冲突，将时代主题隐喻其中。

一方面，影片的情节设定为照应现实提供了表达空间；另一方面，片中的内容表现与光影之外的真实事件互为镜像：回乡办写生基地的冯亚珂，将自家新房改造成写生宾馆，开着车跑了20万公里，挨个上门推销。

他的成功示范让村里随后又开了20余家宾馆，一年接待5万余人。看似夸张戏谑的情节或细节，实则暗含结构的前后照应与戏剧的内在逻辑。

《神笔马亮》依然体现出开心麻花的喜剧水准，无论是主题表达，还是沈腾马丽的再次合作，都配合丰富的电影手段服务于在大银幕还原“开心麻花”的风格化情境。

《我和我的家乡》完成了平民百姓的全景式展示，普罗大众作为家乡变化的亲历者以群像方式和国家脱贫攻坚成果并置于同一个话语结构里进行陈述，他们在这里有自己的快乐与忧愁、梦想与困境。

七位导演、五段故事在影像上呈现不同美学风格杂糅的同时，在抒发个人对家乡丰沛情感的基础上，融入更多对于个人价值的理解与表达。

虽然影片有些许无法规避的缺点，比如夸饰化的理想、段子陈旧、廉价煽情和叙事疲软。但《家乡》的整体表现还是可圈可点，它和《祖国》一样使得个体对家乡、国家的记忆和情绪潜移默化地累积，在同一个家国情怀的语义场里达成了多元价值的表述。

本文作者：曹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