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导艺考之影片分析《一九四二》与《温故一九四二》改编对比
电影《一九四二》在2012年末一经上映就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其原著小说和影视改编也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本文通过电影《一九四二》对原著小说的改编，本期小编主要分析两者在主题上的关联和叙述手法的转变，以及电影艺术手法的独特运用，并思考改编的得失，编导艺考生们和编导艺考机构快点看过来吧~
影片在叙事手法上的转变，突出客观呈现。
在叙事视角与叙事线索方面，电影《一九四二》与原著小说相比有较大的变化。在叙事视角的层面上，原著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我”的限知视角叙事，作者通过亲身采访，调查，查资料，再加上个人的议论（即个人观点）和抒情（即亲身感触）而写成。而电影《一九四二》对故事内容的展现采用“零度感情”去表现，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叙事，也可说是“上帝视点”，即剧作者不是从某个剧中人的视角出发来叙事的，而是超然于剧外，用一双高空俯视的视角，关注着芸芸众生在灾难来到时的生存状况，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地看着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时空里演绎着不同的人生，完整而全面。就像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让你看到不同时空不同人物所做的事情，而且不同时空的场景切换非常自由。在叙事线索的层面上，原著小说是纪实性质的小说，叙事线索比较单一，属于民间采访的记录式叙事，故事是主客观相结合而成。电影《一九四二》与原著小说相比，其叙事线索采用了多线索叙事，即三条叙事主线（范老东家及瞎鹿一家等灾民去陕西逃荒、蒋介石政府的救灾、白修德等国际人道主义者的救灾）和两条叙事辅线（日军侵略河南、老马一干人成立的“战区巡检法庭”）。电影这种多线索叙事的运用，既可以多角度地反映历史事件的真相，还能多层次地分析灾难事件的发生原因，最重要的是能够让观众反思灾难怎样才能不再重演。因此电影故事线索的编排，像一只无形的上帝之手在指引着观众去反思历史，达到很好的观影效果。
河南方言的运用
成为《一九四二》这部电影的最大亮点，
体现了原著小说无法表述的电影语言特色。
河南方言的运用不仅可以使影片更加真实的再现当时的历史场景，还原历史事件真相，而且还通俗易懂，便于广大民众的接受，更能体现电影故事的原汁原味。再有就是河南方言字正腔圆、以四声为主，听起来有点僵硬、有点直，体现了河南人耿直、憨厚的个性特点。例如，电影演员说“河南话”，首先能够真实客观地再现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加强了真实感。其次是在影片的一些场景语境中，一些河南人特有的生活幽默艺术都需要用河南话才可以表达出来，如河南人最典型的骂人话“龟孙”和应答用语“中”等，如果换作普通话，意味顿失。最后河南方言又能让人身临逃荒的环境，观影感受更加深切真实。
独特意象的运用在电影中能够发挥表意的效果。
为了凸显电影的观感效果，影片《一九四二》增加了黑猫的意象、风车的意象和“圣经”的意象等。黑猫的意象是因为猫象征着尊贵安逸，而财主范殿原及其家人就像猫一样，生活安逸富足，无忧无虑。最后在逃难中，猫的死亡，也说明大难当头，人人都会沦为灾民，谁都难以幸免。风车的意象一直贯穿电影始终，它是安定美好的生活及童真童趣的象征。风车是瞎鹿送给女儿的玩物儿，最后随着瞎鹿的死，风车也成为对家、亲人和故乡的思念。“圣经”的意象象征着对灵魂的救赎和对苦难的拯救。当日军轰炸国民党的退军和灾民混合的人群时，神父安西满亲眼看着小女孩被炮弹炸得血如泉涌而自己无能为力，此时《圣经》也被炮弹炸得漫天飞舞，曾经给予他坚定信仰的上帝顷刻间像飞弹一样从他头顶坠落。此时此刻，影片的象征效果格外强烈，从而更好地传达出了影片的思想———信仰在灾难中泯灭。
电影《一九四二》对原著小说改编的主要成功之处，
在于其能直面民族的灾难。
也许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缘故，中国的电影中有关灾难主题的数量并不是很多。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一贯秉承着崇尚美好和希望，小说、戏剧也多是以“大团圆”为结局。即使是灾难性的电影也多偏向伦理教化，很少直视灾难。而电影《一九四二》却能直面民族的灾难，以真诚的态度，生动的画面，叙说着灾民的苦痛，表达出中华民族深隐的灾难与悲凉。它直面人的尊严与人性的善恶，刻画出人性的温暖，始终释放出丰富的善意，始终充满着对生活的憧憬，始终充满着坚强的生命意志。所以，它是直面灾难的电影，也是高扬人性光明的电影。电影《一九四二》的审美价值正是通过小说所不能展示的历史画面，还原历史的大灾难。整个影片以纪实性来刻画人物，不只是在描写人物身世的变迁和命运的沉浮，而是真实地记录下灾民在逃荒过程中的心路历程，更重要的还是一连串沉重的心灵拷问，人为何人？史为何史？因此影片对观众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使人们以史为鉴，反思历史，珍惜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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